1956年，这尊佛像在托克托县古城村的一座北魏墓葬中被发现。墓葬形制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出土文物除佛像外，还有陶罐、铜带钩及具有鲜卑特色的鎏金铜饰件。考古学家推测，墓主可能是一位信仰佛教的鲜卑贵族，或是在北魏政权中任职的汉族官员。佛像作为墓中的核心随葬品，既体现了墓主对佛教的虔诚，也反映了北魏时期鲜卑贵族的生活风貌。
值得注意的是，墓葬所在地土城子遗址自汉代以来便是中原王朝控制北方的军事要塞，北魏时期为云中郡治所，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交融的前沿阵地。佛像的出土，印证了北魏通过佛教怀柔草原民族的政策，也揭示了云中故城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二）文化交融的实证
1 中原礼制的烙印：佛像的造型、手印、铭文格式均严格遵循汉地佛教传统，尤其是四足床座的设计，与洛阳出土的北魏石造像如出一辙。这种对中原文化的模仿，表明鲜卑贵族对汉地礼制的主动接纳。
2 草原文化的底色：供养人的服饰、双龙纹饰及佛像耳部的夸张表现，与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北魏金银器、青铜器风格一致，体现了草原民族对力量与祥瑞的追求。四足床座后两足上的盘口长颈瓶纹饰，更是鲜卑族典型的生活用具图案。
3 佛教艺术的本土化：佛像融合了犍陀罗艺术的写实风格与中原艺术的写意精神，形成独特的「平城风格」。其面相从印度造像的立体五官转向中原式的平和端庄，衣纹从犍陀罗的厚重质感转向中原的飘逸流畅，标志着佛教艺术在北魏时期已完成初步的本土化进程。
四、文明价值：跨越千年的精神回响
（一）历史价值：北魏边疆治理的实物见证
1 佛教政策的印证：佛像铭文「皇帝陛下」的出现，与北魏「皇帝即当今如来」的政治理念相呼应。北魏统治者通过佛教神化皇权，将自身塑造为佛法的守护者，以此巩固对草原民族的统治。这尊佛像的铸造，正是这种政策的物质载体。
2 民族融合的实证：供养人的鲜卑服饰与中原龙纹的结合，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胡汉交融」的历史进程。鲜卑贵族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时，仍保留着本民族的文化符号，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策略，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