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花轿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清时期的“十里红妆”婚俗。在香港，它不仅是富家小姐的嫁妆，更是平民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载体。传说中，新娘坐花轿时需脚踩米袋，意为“代代相传”；花轿经过桥头要撒铜钱，名为“买路财”，实则是对海上贸易的祈福——这种将陆地习俗与海洋文化结合的仪式，唯有在香港这样的港口城市才能见到。
博物馆的花轿为清末民初制品，原属港岛“万兴轿行”。轿行老板陈阿水曾回忆：“抗战时期物资匮乏，有人用两担米换租这顶花轿，新娘子坐在里面直掉眼泪，不是难过，是觉得这辈子值了。”这段口述历史，让冰冷的器物有了温度。
（二）流动的木雕艺术馆
花轿高22米，宽12米，由樟木雕刻而成，历经百年仍散发着淡淡木香。顶部为三重檐攒尖顶，檐角雕刻鳌鱼，口衔银铃；轿身四周用镂空技法雕刻“麒麟送子”“鲤鱼跃龙门”等图案，其中“鲤鱼”的鳞片竟用真鱼鳞贴制，在阳光下闪烁金光；轿帘以红色贡缎为底，绣着百只蝴蝶，取“百蝶（耋）齐飞”之意，祝福新人长寿。
最特别的是轿杠的设计：两根碗口粗的竹竿贯通轿身，表面刻有防滑纹路，据说这是为适应香港多山的地形，轿夫抬行时更稳当。这种“实用+美学”的设计理念，体现了岭南工匠的智慧。
（三）女性史的另类书写
花轿不仅是婚礼用品，更是传统社会性别秩序的缩影。民俗学家彭美施研究发现，香港花轿的装饰中，“鱼”“莲”等生殖符号出现频率高达76，反映了“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而轿内空间仅容一人蜷坐，新娘需保持坐姿数小时，侧面印证了女性在传统婚姻中的被动地位。这种器物背后的性别叙事，为研究香港社会史提供了新视角。
四、文物背后的文明基因
（一）海洋与陆地的文化混血
渔船模型的抗风设计、福佬银锁的海洋意象、花轿仪式的港口特色，共同构成了香港民俗的“山海基因”。这种独特性在东南亚华人社区中极为罕见——同为港口城市的新加坡，其民俗器物更偏向陆地农耕文化，而香港因背靠珠江流域，形成了“以海为田，以陆为根”的复合文明。
（二）流动社会的记忆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