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分子以及那些热心大妈们，将这项工作当成了神圣的使命。
他们对自己辖区内百姓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凡哪家有游手好闲的青年男女，便都成了他们动员的对象。
他们不辞辛劳，尽心尽责地劝导着那些他们认为应该下乡的青年们。他们有的是时间和热情，穿梭于各家各户之间，滔滔不绝地宣传着上山下乡的好处，不管人家愿不愿意，也不管是有文化的还是没文化的，统统都被列为应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郑娟闷闷不乐地说：“她说，家里既然有了男孩子，另一个青年就得下乡去接受再教育。”她的声音依然动听，只是带着几分无奈。
“别理她！上次我在的时候，就跟她讲清楚了，你要是下乡了，我们娘俩可怎么活啊？光明的眼睛还有病，他们这些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郑母气愤地说着，连口中的食物也没了滋味。
郑娟又接着说：“我跟胡大妈说了咱家的情况，可她说，我下乡以后，街道会帮扶咱家的。”
“狗屁！”郑母忍不住爆了粗口，“跟他们反映了多少次你和光明的户口问题，他们总是推三阻四的，就会讲些大道理、大政策，一点实事都不办。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们早就饿死、冻死了！”
郑母原是庙里还俗的尼姑，政府给了她户口，可她捡来的女儿和男孩，因没有收养手续，户口一直没能办下来。
在这个居民全靠粮本吃饭的年代，没有定量供应，一家三口能勉强活下来，已经算是街道的照顾了。
至少街道还允许郑母在城中心摆摊，维持着生计，可那也只是郑母一个人的口粮，一家人终究是吃不饱、穿不暖，更谈不上给郑光明治疗眼睛了。
当然，这也和郑母没文化、没见识有关。她没有，也不会亲自去街道催促和痛诉，只是一个劲的唠叨着，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