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文接过县令大印，完成了形式上的交接，然而心中的不安却丝毫未减。他坐在主位上，翻阅着秦朗命人呈上的账簿和文卷，越看眉头皱得越紧。账目清晰得不可思议，钱粮、赋税、户籍、田亩，乃至县衙各项开支，都记载得一清二楚，没有一丝错漏。这让他作为一名恪守规矩的官员感到震惊，因为他深知大晋各地的官府账目，多半是笔糊涂账，能做到如此清明的，简直是凤毛麟凤。
然而，震惊之余，更大的疑惑和不满涌上心头。这些账目所反映的，是平安县城一套完全异于朝廷定例的治理模式。
“秦先生，这县中税赋，为何如此低廉？”赵秉文放下账簿，指着其中一页问道，“商铺、田亩之税，竟不及他县三成，长此以往，朝廷赋税何来？”
秦朗站在一旁，不卑不亢地答道：“回赵大人，平安县城经历战火，百废待兴。草民以为，与其涸泽而渔，不如休养生息。降低税赋，可让百姓有余力耕种，商贾有胆量经营。待县中物阜民丰，百姓自会安居乐业。且县衙开支，主要由县中公营作坊与矿山收益支撑，无需过多仰赖税赋。”
赵秉文听得心中一滞。公营作坊和矿山收益补足县衙开支？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大晋朝廷的县衙，主要收入便是赋税，公营产业通常是为朝廷提供物资，而非直接支撑地方县衙。这种模式，看似新颖，实则完全脱离了朝廷的掌控。
“私设公营产业，这……这与朝廷律法不符！”赵秉文语气严肃了几分。
秦朗脸上仍挂着淡淡的笑意：“草民当初为求自保，为求百姓活命，实属权宜之计。如今大人驾临，自可酌情处置，若觉不妥，尽可取消。”
他这话说得滴水不漏，将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权宜之计”和“为求自保”，又将处置权交给了赵秉文。但赵秉文心中清楚，这些公营作坊和矿山是平安县城如今繁荣的基石，一旦取消，县衙将再无收入，百姓生活也必受影响。届时，他这个新县令，怕是立刻就会失掉民心。
林思远在旁，将两人的对话尽收耳底。他深知秦朗的用意。秦朗并非真的在推卸责任，而是在无声地展示：平安县城如今的安定与繁荣，皆源于他这套“不符常规”的治理体系。赵秉文若想接管，便必须接受这套体系，否则便会寸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