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芳在汉阳闸口为键盘测试仪贴上标签，隐约的“2049”字样被雨水洇湿，墨迹沿着纸纤维晕开。她抬头望向江面，浑浊的浪头拍打着堤岸，远处几辆卡车正卸下印有“农业技术推广设备”的木箱。没人注意到，箱体侧面用粉笔写着“cx-1997”——那是三天前从深圳华强北发来的货。
旧金山湾区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丹尼尔·克莱恩已经站在律所落地窗前喝完了第二杯黑咖啡。他西装口袋里的机票显示航班将在五小时后起飞，目的地是香港，但委托人坚持要他中途在武汉停留——“只是签一份防汛物资捐赠协议”。
传真机突然吐出三页纸，丹尼尔扫了一眼：甲方是“长江货栈”，乙方落款处空白，条款中夹杂着“数据共享”“水位监测设备维护”等陌生词汇。最下方用铅笔潦草写着一行字：“带好1997年那份备忘录。”他皱眉翻开公文包，从夹层抽出泛黄的文件夹——七年前他刚入职时处理的香港某仓储公司并购案，客户曾要求将一批“电子元件”的报关单标注为“防汛备用物资”。
电话铃声打断回忆。对方自称东湖实验室的助理，用带江浙口音的英语说：“雷先生建议您参观汉阳闸口的水位观测站，这对理解协议条款有帮助。”
汉正街五金店的收音机正播放长江水位通报，柜台后的周瘸子眯眼盯着电视新闻——画面上某外资超市的ceo在武汉签署扶贫协议，背景里闪过半个穿藏青西装的侧影。他猛地拍桌，对学徒吼道：“去库房把98年那批防汛沙袋清点出来！”
此时丹尼尔正坐在出租车里核对行程表。司机老陈从后视镜打量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突然用蹩脚英语问：“你也去闸口看防汛？”见对方点头，老陈咧嘴一笑，变魔术般摸出个键盘测试仪，“我侄女在电子市场摆摊，说这玩意儿能测水位——鬼晓得怎么用。”
仪表盘旁的塑料袋里，1998年抗洪表彰证书露出半截。
汉阳闸口47号观测站，王桂芳用改锥撬开新送来的“农业设备”木箱，里面整齐码着几十块印有联发科logo的电路板。她想起三天前那个穿西装的男人说的话：“把焊点发热的板子单独装箱，标签写‘防汛数据库配件’。”
远处传来脚步声，丹尼尔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