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一个人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刀，不是枪。是让他自己站上台，当着所有人说：‘我错了。’”
这话，是老六在我“下台”后的第三天，塞给我一张小纸片上写的。
我当时正蹲在锈铁熔铸车间的一角，双手通红，背靠炉壁，喘息如牛。那一刻我才明白，“精神重训室”不是最可怕的地狱，这里才是。
每天十小时工作量，要将回收的铁屑、钢筋、报废齿轮全数投进炉中，铲子一挥，火星飞溅，若稍一迟疑就可能被铁水烫穿裤脚。
在这里，不是“劳动换薪水”，而是“劳换命”。
十个工位，半年换八人。有人崩溃跳井，有人失手烫伤断指，有人得尘肺走时只剩一口气。
而我，是“思想有问题”的人，被安排在这里“消耗”。
说白了，他们不急着杀你——他们等你自己死。
转岗第四天，一封红头文件送到全厂。
“为统一思想、提振士气、表扬先进，厂里决定本周六举行‘再起用宣誓大会’，地点：厂区礼堂。”
附录写得很清楚：
所有“违纪过、受教过、反思过”的职工，必须到场；
优秀代表需上台朗读“感恩悔改书”；
违者将“延长管制期”。
我一眼就看到自己名字，赫然排在第二位朗读者名单上。
老六看完后，只说了一句话：“他们不是要杀你，是要你‘自杀’。”
我点头：“我知道。”
“你打算上台？”
“上。”
“你疯了？”
“你不是说，要翻身，先变成‘他们’吗？”
老六愣了几秒，轻声笑了：“你明白了。”
宣誓大会那天，天特别好。
天蓝得像假的，阳光直直地照在礼堂外的广场上，水泥地反光刺眼，厂旗在高台上猎猎作响，红得像一把染血的刀。
五百多个工人，按组排队，头顶炎阳。厂方把这种暴晒当作“洗礼”。
我站在“忏悔者”队列中，身穿白衬衣黑裤子，衣服是统一发的，像学生，又像囚徒。
台上一个个被叫上去：“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