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两种死法，一种是身体死了，一种是心先死了。在这个厂里，后者比前者要多得多。
小翠的尸体，是在半夜才被拖走的。我亲眼目睹，两个护厂队员并没有丝毫怜悯，用那张发黄的白布粗暴地包裹住她破碎的身体，一脚一脚把她从血泊中卷起，仿佛在处理一只街边死猫。没有任何哀悼的仪式，没有一声叹息，就连外头贴着“人命关天”条幅的警察也未曾出现。第二天清晨，饭堂照常供应早餐，热腾腾的豆浆与松软的馒头的味道，和往常一模一样，仿佛昨夜的悲剧仅仅只是幻觉。
我在宿舍里一夜未眠，只能蜷坐在窄窄的铁床沿上，双手抱膝，看着门口那盏永远泛着暖黄色的灯泡，直到东方鱼肚白的第一抹光线透过窗缝爬进来。阿昌在我身后拍了拍我肩膀，想要劝慰：“看开点，这地方就是这么冷血——谁跳了，谁死了，厂里顶多扣两天工资，赔点钱，再来个新人顶上就完了。”他的话轻飘飘地，却带着一种被血泪浸泡过的冷酷。我点燃一支早已发潮的香烟，不作回应。透过袅袅烟雾，我看到他眼底闪过的惶恐：他知道，我的那根弦，已经绷到了极限。
第三天一早，斌叔忽然在走廊拦住我，拍了拍我手臂：“小子，厂里今天放半天假，出去放松放松。”他脸上挂着一丝勉强的笑容，方才那张严肃被偷偷抹平，“最近你们压力大嘛，厂方体恤体恤。别老待在屋里，出去透透气。”我冷笑：“小翠跳楼的事，就一句‘放假’了事？”他的笑容一僵，却立刻恢复得更圆更油腻：“你年轻，不懂。你以为一人跳了楼，厂就得停工？机器轰鸣不停，厂不理你个人的死活。”我盯着他：“你做了多久？”他抬头，一脸苦笑：“快八年了。当初我也和你一样，干了两个月就想跑。那次真试过，翻墙三公里被保安逮住，他们拿警棍朝我腿上就打——从那之后，我这条腿再也伸不直了。”他下意识地抖了抖裹在裤脚里的左腿，腿缝处的旧疤如黑夜般冰冷。随后他又笑了：“人啊，有时候不是被打服的，而是被疼怕了。”
我不知道斌叔这一席话，是想替厂方开脱，还是在用最直接的方式警告我：别再冲动——哪怕生死关头，也要先掂量自己的手脚。他不再多说，只抬手点燃一支烟，那一秒，烟雾仿佛在他周身织出一张无形的网，让人难以看清他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