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街口等了阿宝整整两个小时。
夜风裹着尘土，吹得霓虹灯一闪一闪，像心脏在不规律地跳。街边那家小饭馆早已打烊，玻璃门上贴着“暂停营业”的红纸，被风吹得起了皱褶。我靠着电线杆，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头扔了一地。
他让我等十分钟，结果一直拖到了凌晨两点。
阿宝终于出现时，像是刚从泥塘里爬出来似的，头发贴在额头上，衬衫湿了一大片，领口开得老大，整张脸惨白得像脱水的纸片人。
“净哥……”他一边喘气一边坐下，手抖得点了三次烟才成功，“钩哥的人在查我了。”
我抬眼看他，瞳孔里没什么情绪：“怎么查？”
“……他们说是例行问话，先问我最近跟谁来往多，特别提了你，还翻我手机，连我妈给我发的‘保暖裤’广告都翻了出来。”阿宝苦笑着试图把事说得轻松，但声音却越来越小，末了还是低下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没说话。
他不是怕查手机，他是怕命。他知道这行里谁被钩哥“盯”上了，最后都没好下场。钩哥查你，不是为了查，而是为了动你。
老六坐在不远处，刚吸了一口烟，听见这话，眉头皱紧，把烟头在鞋底摁灭，低声问：“你最近是不是还见过‘码头那边’的警局熟人？”
我眯起眼：“你听谁说的？”
老六声音依旧很轻：“已经不止一个人提了。圈里有风，说你两边下注，想走水线。”
我心里微微一沉。
风，向来是从最先掉脑袋的人嘴里传出来的。
我忽然明白了。
钩哥不会容忍一个站在灰色边界的人，更不会容忍一个披着人皮、背地里藏刀的“假和尚”。他现在不是在观察，而是在动手前，放出一群狗来嗅味道——谁最腥，谁最怕。
我靠在墙上，轻声说：“那就把刀亮出来。”
老六没吭声，阿宝的脸色却更白了，烟都掉了。
我知道，这一步走下去，就是撕牌的开始。
那天下午，老六递给我一张泛黄的旧照片。
他说是早上来的时候，发现有人把它塞在他办公桌抽屉里。没有署名，也没有说明。就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