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山园这个乡野之地，早就失去了权势的王安石自然是门可罗雀，但是有一天他迎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贵客，让他很是欣慰——来人正是反对过新法的苏轼。两人不计前嫌，在相聚的数日里，他们惺惺相惜、互为知己，这也成了王安石这位老人生命最后时光里最大的一丝慰藉。
苏轼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性情中人，他曾对自己的一生作过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病逝前两个月，被赦免北归时看着镜子中老态龙钟的自己，有感而发写下的一首诗，他用揶揄的语气抒发了自己的不如意，却也是他对自己人生跌宕际遇最真实形象的阐释。
遥想当年，他年仅22岁，就和弟弟苏辙一同高中进士，还被当朝文豪欧阳修赏识、收为门生，是多么的风光无限、春风得意。正当他意欲大展宏图之时，新法施行了，新党党魁王安石也很欣赏他的才华，多次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希望他加入新党。
苏轼如果当时能够“见风使舵”，那是立马能够平步青云，但是豪迈任侠的苏大才子却是坚决拒绝了新党的好意。他看到了新法的弊端，多次上书皇帝反对新法，这就把王安石惹毛了，很快就把他排挤出了京。自此苏轼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坎坷人生，是东南西北哪里都去过，先后曾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职。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按照惯例，他上表谢了恩。本来这种官样文章没什么花活，但他是个感情丰富的诗人，写文章就带上了个人情绪，说什么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朝中别有用心的人认为这是在攻击朝政、攻击皇室，这些人还把苏轼以前的诗作都翻了出来，断章取义认为苏轼有谋反意图。
于是在这一年的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的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着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御史台种植很多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当时朝中哗然，倒苏之声一片。事已至此，苏轼甚至已经接受了马上就要赴死的命运。
在这个关键时候，连苏轼自己也没想到，反而是王安石为他说了好话，说这只是文人轻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