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村的秋天比往年来得晚一些。
祠堂外，柿子压弯了枝头，落叶一层层铺满村路。
蜂窝制度出海归来，媒体报道铺天盖地，国际邮件一封封送来，各国合作协议、制度对接申请、学术研究邀请接连不断。
但陈鹏飞没有接任何采访，也没有再出席公开活动。
他只做了一件事：
——重启“讲制度的人”课堂。
这是蜂窝制度最初的小课堂，第一节课就是他、张浩和张玉英在祠堂里，用手画的制度轨迹图讲给一群少年听的。
如今，那群孩子已经考上大学、回到村里、或在蜂窝平台担任模块管理员。
这一次，他请来许佳音、刘伟、曹正宇、周连成，还有来自外村制度试点的年轻人，共计三十二人。
桌子不是新的，墙上的轨迹图也没有更新，连粉笔还是最早那批。
陈鹏飞走上去，什么也没讲，先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
“讲制度的人”
他转身，望着台下这些即将接过蜂窝火种的人，开口说：
“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现在有了全国的牌子，进了国际大会。”
“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最早，是拿着一块破黑板，一张写错了三次的工分卡，一堆村民的骂声和一场场散了又开的议事会，才一点点，把这套规矩喂成能活的。”
“我们不是在传制度。”
“我们是在传——‘你讲理要讲到让人服气’的那种本能。”
“蜂窝能走到今天，不是因为我们流程清楚，而是我们不怕难看。”
“我们让制度贴上墙，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有人看。”
“你们以后要记住：规矩最怕的不是没人用，是用了却没人敢说‘这个规矩我不认’。”
全场鸦雀无声。
许佳音抬手：“那我们讲制度的时候，要从哪讲起？”
陈鹏飞没回她的问题，只把手按在黑板上，擦掉那五个字，又重新写了四个字：
“我不服”
他说：
“从这四个字讲起。”
“你讲制度的意义，不是让大家照办，是让大家愿意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