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一支特殊学术访问团悄然入驻陈家村。
领头的是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林致远。
这位林教授，当年是参与制定第一版《基层治理优化建议方案》的发起人之一，也曾担任过多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课题的牵头人。
他是带着怀疑来的。
毕竟，一个没有法条、没有章程、没有领导签批的制度系统，凭什么能靠一群“普通农民”撑起几百个村的自我运行？
可当他踏入祠堂，看到那堵“失败制度公示墙”时，眼神变了。
那是一面老砖墙，布满手写草案、圈批、错词、标注、箭头、修改建议、群众留言……像极了一部“制度野生史书”。
而墙角有一块最老的制度草案，上面写着：
“共田初稿v10”
“失败原因：分账时没考虑谁去地头看账。”
“村民留言：我家干了十天活，最后说账本写漏了，我不信！”
林致远站在那块墙前，愣了很久。
半晌，他转身对陈鹏飞说了一句话：
“你们这不是‘制度’，是‘制度记忆体’。”
“这不是标准化系统，而是——制度意识。”
“我明白了，蜂窝不是在教人治理，而是在让人明白——我也可以治理。”
“我也可以治理。”
这句话，被蜂窝平台编辑成了一张图，挂在全国各地的“共议会所”门口。
它不是口号，是一种觉醒。
制度，不再是上面安排的，是我可以写的。
……
学术界在震动。
很快，清华、北大、中山、复旦等高校接连发来合作申请，希望能够以“蜂窝制度”为蓝本，搭建“村治制度演化数据库”，用于高年级教学与治理模型对抗实验。
联合国乡村自治研究组也发来邮件，希望访问蜂窝制度图谱，作为东亚地区“去中心自治实践样本”之一进行研讨。
陈家村一下子从一个“边缘制度实验村”，变成了世界眼中“民间治理演化”。
蜂窝没有回应，不拒绝，也不炫耀。
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