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可以看出，对这些将领们来说，钱是比全国抗战更为重要的东西。广东急需钱用，广西则由于蒋介石发动的反对运输鸦片的运动而造成收入急剧下降。在六个星期里，内部反叛和争吵阻碍了这些军队的行动。
陈济棠逃往香港，广西将领们则因蒋介石宽容的政策而受惠。作为表面上承认蒋介石的权威的回报，李宗仁被任命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而白崇禧则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会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的面子保住了。
虽然这些反叛将领们的抗日立场无疑是伪装出来的，但在1935年那些反对日本侵略并希望抗日的中国人却有很紧迫的理由对此表示关注。
这年年初，人们曾一度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能建立在新的、稳固而比较友好的基础上。蒋介石曾提出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和东京达成一项友好条约。
相对比较温和的日本外相准备接受这个建议，他有意把这个建议解释为蒋介石准备排除西方列强的势力，转而向日本寻求帮助和指导。
但日本国内局势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日本军人希望采取野蛮的解决办法，他们有意向使用武力的方向发展。
1月，日军借口东察哈尔应该属于“满洲国”，占领了这块中国领土。
5月，危机进一步加深。7月6日，签订了所谓的“何梅协定”，规定国民党军队和组织撤出河北省，并取缔“蓝衣社”的活动。这还不是全部，南京政府被迫颁布一个“敦睦邻邦令”，答应惩治反对“友邦”的行为和言论——“友邦”是对日本的委婉称呼。
12月，中国进一步蒙受耻辱，日本人把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并为“自治的”中国地区，实际上是将这些地区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蒋介石进一步作了妥协。在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声称：“我们不应轻易地谈论牺牲，除非把我们逼到了不能不作出牺牲的最后关头。”事实上，他在这里发出了一个温和的警告：中国准备作出的退让妥协是有限度的。
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长征到达陕西。对于学生和那些反蒋的军人来说，反对日本入侵是争取力量的最好的口号。但是，更能鼓动人心的是红军在长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