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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山文化业的兴起毫无悬念的也钓来无数大鱼，七国很多自我感觉良好的士子经常拿着自己的作品拜见别山君，这些作品什么题材都有，但他们却因为名声不响无人关注他们的大作。
所以这些人就希望能得到别山君的青睐出版自己的大作。
对于儒家经典吕涛是不怎么感冒的，华夏儒家经典已经太多太多了，吕涛拜读过孔夫子几乎所有作品（除《易经》晦涩难懂外），实话实说，这些文章虽然写得很美，像散文诗一样，大道理也令人心情澎湃，但你细看竟发现没任何有用的东西，比如孔夫子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怎么样仁，仁到什么地步，有什么具体标准，如何惩罚不仁之徒，仁对治国有什么具体作用，国家财政不足粮食不足怎么办，国民纠纷怎么办……
包括仁义礼智信，如果是一个学派内部标准是很好的理念，但用此治国，就有点太理想化了，关于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无法说清楚，但治国就必须治民，治民就必须有具体律法准绳。
因为律法是人类维持秩序的最后底线，一个国家怎么能天真的把数千万国民想象成君子。
这岂不是水中月雾中花吗？
所以儒家大作不考虑，剩下的看情况，阴阳家纵横家道家名家各挑选出一部比较好的作品令其修改准备刊印。
吕涛重点关注法家作品和史家作品，特别是一个东周小史官，东周亡了后他一直躲在家里想替东周修一部史书。
吕涛看了他所编《周史》，用的是编年体，也就是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东周近八百年历史。
可惜他着墨多在战国时期东周，对于遥远的西周历史也知之不详。
吕涛干脆拿出一笔钱让他慢慢找资料慢慢写，而且最好写一本编年纪传结合体，也就是每百年先按照时间节点把具体大事流水账写下来，再结合时间写纪传，但是，时间地点历史人物，最好把谱系都记下来，省的以后看孔子不知道其父是谁，其母贵姓，不知其子女几人等模糊历史观。
当然，也不可能什么都写上，要不然得多少字才能记完。
还有法家几本写的好的着作，吕涛干脆让他们成立个法学研究会，专门研究包括土地到底是谁的，国民和君主是什么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