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的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电流声，李树林盯着桌面上的台灯，光影在他眼下投出深青的阴影。张建国注意到他的右手腕还缠着纱布，边缘渗着淡淡的血渍——那是崔秀琳临终前留下的印记，此刻正成为dna比对的铁证。
“从你请假开始说。”张建国的声音像块冷铁，砸在凝滞的空气里。
李树林的喉结滚动，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裤缝：“8月18日下午四点，我跟经理说家里有事，其实是回了镇东镇。我妈在院子里喂鸡，我趁她不注意，从西屋的鱼缸里拿了半卷绳子，还有去年买的白手套……”
他的声音突然低下去，仿佛在回忆那个午后的闷热。蝉鸣声里，他跨上电动车，绳子和手套藏在帆布包里，刀柄贴着后背，那是从厨房顺的——他知道崔秀琳家刀架上有三把刀，中间那把砍骨刀最锋利。
“七点过，天刚擦黑，我翻墙进了她家院子。”李树林的眼神空洞，像是在复述别人的故事，“防盗门的锁早坏了，一推就开。卧室的窗户没关，我进去后把褥子从衣柜顶拿下来，铺在床下。”他突然苦笑，“她总说褥子收在衣柜最上层，孩子够不着，其实我早就看见过。”
张建国在笔记本上记下：李树林对崔秀琳的家居布置了如指掌，甚至知道褥子的存放位置。这不是临时起意，而是长达两个月的观察——从6月入职到8月案发，他有的是机会帮她修灯泡、搬家具，顺便记住每个细节。
“你在床下待了三个小时。”张建国陈述事实，而非提问，“停着她的电动车回来，听她开门、煮面、洗澡、换衣服。她不知道，床底下藏着个等了她三年的贼。”
李树林的肩膀猛地颤抖。三年前，他在另一个受害者床下躲了三小时，听着老人的鼾声，偷走了床头柜的存折。这次，他更耐心：铺好褥子，避免膝盖硌在硬地板上；把手机调成静音，盯着手表的荧光指针；甚至闻着崔秀琳常用的茉莉香波味，计算她在浴室的时间。
“十点五十，她进了卧室。”李树林的声音发抖，“衣服扔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是那个总演婆媳吵架的节目。她坐在床边打电话，背对着我……”他突然闭嘴，指甲掐进掌心。
张建国知道，那个瞬间是所有悲剧的转折点。崔秀琳的粉色睡衣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