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这两张票，票根上还留着她的指纹，像枚永远盖不下去的邮戳。
“她买完票说，”火车站老陈的证词在耳边回荡，“相熟的大哥会帮她看行李，其实那大哥就是王某丽。”张建军突然想起监控里的画面：王某丽在停车场接过周某平的帆布包，十五万现金在包里沉甸甸的，压得她的肩膀微微倾斜。
技术科送来最后一份报告：周某平手机里的草稿箱，存着条未发送的短信：“爸妈，我和小丽去北京提车了，下周就回来。”发送时间停在3月22日12:00，正是她走进车库的前一刻。张建军摸着手机壳内侧的字迹，“给小丽的离婚费，十五万，北京见”，笔迹在“见”字末尾拖出长长的尾，像滴未干的泪。
通化站的站台被夕阳染成血色，北上的列车喷着白烟进站，车门打开的瞬间，涌出的人潮里有人戴着粉色围巾。张建军恍惚了一瞬，仿佛看见周某平挤在人群中，举着两张车票向他挥手，帆布包在胯骨上撞出熟悉的闷响。
“警官，”车站广播突然响起，“3月22日遗失的车票已找到，请失主到服务台领取。”张建军看着服务台上的车票复印件，日期永远停在那个晨雾弥漫的清晨，像个永远醒不来的梦。远处，王某丽被押上警车，他的银色手表在车窗上反光，晃花了张建军的眼。
松花江的水漫过初春的浅滩，带走了麻将室的喧哗、算命摊的铜钱响，却带不走刻在卷宗里的血字：当王某丽举起修车铁棒时，当周某平攥紧车票时，当十五万现金在火中卷曲时，每个谎言都成了钉在时间墙上的楔子，永远刻下“相熟的大哥”背后的真相。
结案报告的末页，贴着两张车票的复印件，右上角盖着红色的“结案”章，像道永远结不了痂的伤口。张建军在报告末尾写下：“周某平的充电器仍插在出租屋的插座上，备用电池未拆封，仿佛她只是出了趟远门，随时会回来拔掉插头，笑着说‘妈，我买了北京的糖葫芦’。”
看守所里，王某丽盯着铁窗上的月光，想起周某平说过的话：“等我们有了车，就沿着松花江开，一直开到北京。”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火柴——那是烧十五万现金时剩下的，梗上还沾着纸灰。原来所有的承诺，不过是牌桌上的虚张声势，而代价，是两条永远停在3月22日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