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目光，似乎更多地停留在收复人心、匡扶汉室的道义高地上，这固然崇高，但在战略层面，有时却显得不够高远，不够……狠辣。这乱世，是饿狼环伺的丛林，仅仅依靠仁德和道义，真的足够吗？面对曹操那样的枭雄，他的权变、他的实用主义、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冷酷，主公的“仁”，有时会不会成为我们致命的软肋？
我能感觉到，主公在面对那些必须“不仁”才能获取更大利益的抉择时，内心的挣扎与犹豫。他渴望以王道荡平天下，但这过程，往往需要先行霸道。他的底线太高，太清晰，这在太平盛世是圣君之相，但在此时此刻，却可能错失良机，甚至招致祸端。
再者，主公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似乎也存在某种局限。他尊崇古制，信奉儒家传统，对于我提出的一些超前于时代的理念，例如强化集权、改革税制、发展工商，甚至包括玄镜台这种以非常规手段获取情报的方式，主公虽未明言反对，但我能察觉到他内心深处可能存有的疑虑，以及那份源于经验和传统观念的审慎。他更习惯于依靠个人魅力和道德感召来凝聚力量，对于制度化、体系化的建设，似乎并未放在首位。
这种差异，平日里或许不显，但在未来，当我们的事业需要进行更深刻的变革，需要更高效、更冷酷的运转机制时，主公的这种特质，会不会成为阻碍？我们目前在徐州的合作模式——主公掌“名”与“德”，我主“实”与“谋”——固然有效，但这平衡，能维持多久？当我的棋局铺得更大，所需动用的手段更加复杂、甚至更加冷酷时，主公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信任我、支持我？他那颗赤诚的仁心，能否容纳下我为求生存与发展而不得不采取的“诡道”？
这念头让我心中掠过一丝不安，甚至是一丝…不忍？我敬重主公的品格，也依赖他提供的平台，但我同样清楚地知道，我的抱负，或许早已超出了“匡扶汉室”的范畴。我想要的，是建立一个真正强大、高效、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的新秩序，而不仅仅是恢复一个早已腐朽的旧王朝。这条路，注定布满荆棘，也注定需要非凡的魄力和手腕。
我，陆昭，如今是汉左将军、徐州牧刘备麾下的别驾，徐州实际的擘画者之一。我在主公的羽翼下积蓄力量，借他的“名”行我的“实”。我需要他，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