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的一个显着成果。
第二位则是一位名叫刘劭（字孔才）的年轻学者。他来自广平邯郸，年纪与我相仿，风度翩翩，举止有度，一看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世家子弟。与韩暨的“实用”不同，刘劭更偏向于“理论”与“制度”。他自述精研儒法，尤其对历代典章制度、官吏选拔与考课之法有深入研究，希望能有机会参与徐州的政务规划与制度建设。
在与他的交谈中，我发现刘劭思维敏捷，逻辑严密，且博闻强记。他不仅熟读经史，对诸子百家亦有涉猎，尤其是在分析人物性格、评价人才优劣方面，展现出了超越其年龄的洞察力。他带来了一部尚未完成的书稿，名为《官经》（此为《人物志》的早期雏形或一部分），其中关于识人、用人的论述，颇有见地，与我不谋而合之处甚多。
考虑到崇文馆正需要这样的理论型人才来丰富馆藏、参与典籍整理与学术研讨，同时也为了给州府的制度建设储备人才，我决定先请他在崇文馆担任“学士”，参与蔡琰主持的典籍整理工作，同时也让他有机会旁听州府的议事，熟悉徐州的实际情况。假以时日，我相信他能在制度设计、人才评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除了韩暨和刘劭这两位较为突出的代表，还有许多具备各类专长的人才陆续到来：精通算学的计吏、擅长营建的匠师、经验丰富的地方小吏、甚至还有几位略通医术的方士……他们如同涓涓细流，正不断汇入徐州这条渴望人才的大河之中，“百川归海”之势已初步显现。
看着案头上日渐增多的人才名录，我心中自然是欣慰的。这证明我苦心经营的人才战略和营造的重才氛围是有效的。这些来自五湖四海、身怀各技的人们，将成为支撑徐州发展的坚实基石，是构建我理想蓝图不可或缺的砖瓦。
然而，每当夜深人静，从繁忙的政务和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人才成果中抽离出来时，我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向崇文馆那个角落里的青衫身影。
韩暨、刘劭等人固然是才俊，他们的到来实实在在地增强了徐州的实力。但他们是“已知”的变量，其才能虽佳，却似乎仍在“常理”之中。而那位神秘的青年，无论是他身上那股超然物外的气质，还是那惊鸿一瞥间展现出的智慧锋芒，都让我隐隐感觉到一种“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