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监控画面上来看,没有直接出现过与三名受害者外形相似的身影。
其二,考虑到受害人与凶手不一定是走路,而是搭乘交通工具来到工地,我又排查了停靠在工地附近的车的车牌,结果都是出租车,也就是说,受害人可能与作案人共乘出租车来到工地。
其三,柏沙路工地,距离琴湖公园喷泉抛尸点约750米,从工地到公园的一条小巷没有监控,是周边唯一的监控盲区。
燕海街工地,距离亚拉小区健身器材抛尸点约800米,夜间施工期间,道路维修让原本的监控处于暂停状态。
雨花巷工地,距离地铁3号线贝兰大街a出口抛尸点,直线距离仅500米,一条废弃的人行便道,贯穿工地和地铁出入口,隐蔽性极高。
作案人大概率是从这些地方离开,前往抛尸点。”
舒良策沉默了一下。
距离近、盲区多、路径隐蔽,三处工地的选择几乎完美符合罪犯的需求。
看来这个作案人并不是随便选择抛尸地点,而是很冷静地思考过作案环境与抛尸点的距离,以避免长时间的运输造成不必要的风险。
那问题来了——
作案人向放贷分子购买隐私信息,从中筛选目标;
用家用清洁剂处理尸体,用随处可见的材料制作工具;
就连抛尸点和作案环境都选择得天衣无缝。
如此冷静和缜密,作案人在面对受害者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