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物资”的木箱。
“越南方面追加了三十台订单。”张铁柱的机械眼投射出全息地图，红线从武汉港一直延伸到胡志明市，“阮老板问能不能把事故责任推到工人头上，方便海关放行。”
谢一扬没回答。他弯腰捡起地上一只小小的童鞋——那是王翠花儿子逃跑时掉落的。鞋底还粘着半块没吃完的馒头。
“告诉老阮，每台机器多加五千‘情感损失费’。”他突然冷笑，“至于工人闹事的问题……”
窗外闪过刺目的警车顶灯，广播里正在循环播放市政府公告：“经查，武汉纺织机械厂工会主席李建国长期违规操作，导致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凌晨三点，当李建国在拘留所里用牙刷捅向自己喉咙时，第一批日本织机正被吊装上货轮。甲板上的水手哼着越南小调，完全没注意到集装箱夹层里渗出的血迹——那是三个试图阻拦装货的青工，此刻已被水泥封存在“设备基座”里。
谢一扬站在码头灯塔上，望着渐行渐远的货轮。咸腥的江风掀起他的衣角，露出腰间那把刻着“赵三爷赠”的匕首。
“通知周明远省长。”他对着夜色举起红酒杯，“明天该讨论‘国企改制先进典型’的表彰名单了。”
杯中的红酒像血一样晃动着，倒映出对岸尚未熄灭的爆炸火光。更远处，越南买家发来的订金正通过澳门赌场洗白，而纺织厂孤儿寡母的哭喊，早已被1992年呼啸的北风吹散在长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