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百万注册资金需要验资报告……”
我抬手打断，从公文包里抽出三本存折拍在桌上。
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户名全是“谢一扬”，余额合计2978万。
秃顶副局长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1990年的武汉，普通工人月薪不到200元，而眼前这个穿回力鞋的年轻人，随身带着足够买下半个街道办事处的现金。
“验资？”我翻开存折最后一页，指尖停在“利息税已缴”的印章上，“要不让税务局的老张来验？”
钢印“咔嚓”一声砸落，震得柜台玻璃嗡嗡作响。
汉正街的“租金魔术”
傍晚的汉正街飘着麻辣烫的油烟味，我蹲在“老王袜子铺”的塑料凳上，看着张铁柱带人把“扬帆实业”的铜牌钉上隔壁仓库大门。
“小谢老板，三十六间铺面全按您说的，合同签五年。”老王搓着手凑过来，缺了颗门牙的嘴笑得谄媚，“就是这租金……比市价高三成……”
我甩给他一包红塔山：“王叔，92年这里要拆迁，补偿款按经营面积算。”
老王接烟的手僵在半空。
上辈子汉正街第一次改造时，钉子户老王家靠八平米铺面换了三套商品房，而此刻——我手里攥着的三十六份租赁合同，将来就是插向拆迁办的三十六把刀。
“对了。”我踹开脚边一个破纸箱，露出底下“防汛专用”的麻袋印记，“明天找人把这些都烧了。”
麻袋上还沾着洪水退去后的腥臭淤泥，但已经没人记得，三十天前它们每条卖过三百块的天价。
周明远的“政治筹码”
江滩派出所的档案室里，周明远把“赵三爷走私案”的卷宗推进碎纸机，齿轮咬合声像在咀嚼骨头。
“防汛办徐志鸿被双规了。”他突然开口，警服袖口沾着碎纸屑，“他交代你卖麻袋的事，但纪委查到那批货确实有海关批文。”
我靠在铁柜上抛玩着打火机，火光忽明忽暗地映着墙上“严打投机倒把”的标语。
那批“进口特种防汛麻袋”的批文，是李为民用香港空壳公司的名义补办的，落款日期特意提前到洪水前两周——用未来的规则，洗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