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之所以一再犯边，正如范育所说，并非“以尺寸之壤为彼利也”，而是因为“熙河形势控其右胁，临制其国，尝欲削吾边面，毁吾藩篱，使吾边常危，则彼有常安之计”。故而宋夏之间停战实际上很难达成，西夏的反复无常事实上证明了元佑初年企图通过弃地予夏实现停战思路的破产。而元丰、元佑年间对西夏的成功防御，也肯定了北宋的军事力量，证明对西夏无需过多让步。
元佑年间弃四寨无论对宋夏关系，还是宋朝政治史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围绕着这件事的讨论却能折射出当时宋夏关系和宋朝政治的一些脉络和走向。就当时的争论来说，弃地与否刚开始还仅仅只是政策之争，并没有演变到君子小人之辨和党派之争。尽管最后弃地主张占了上风，但主张保留沿边堡寨的人也并没有受到处罚。
事实上，因与西夏连兵不解，宋君臣也不断在反思对西夏政策，四寨问题也不断被重提。
对于高太后而言，弃地求和虽是早前司马光等政事堂相公一手经办，但其中她持有相同的意见，这才促使此事达成。
再怎样，“弃地”总是有损国威的呀。此事，做的不地道啊，就好似有一枚刺扎在心口，难受。
要命的是，十一月底，西夏再次寇麟、府州。
这是要闹哪样？一面商谈画疆事宜，一面寇边扰战，以战促和？还是一手和谈一手扰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这也太两面三刀了吧，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国呀。
环庆路经略使章楶就上奏认为宋给赐西夏四寨，恢复岁赐，对西夏已经仁至义尽，而西夏却“负背恩信，悖慢愈深，輙兴师旅，侵犯边境。苟纵而不问，异时必为大害”。
西夏数次犯境，朝廷本来想要怪罪边将。也算不上祸水东引，快过年了，转移转移重点，先避重就轻吧。不想原来提倡弃四寨的范纯仁主动领罪，以为自己“御戎失策，累章待罪，蒙恩罢帅，移知河南府，窃恐未厌公议，望再行黜责”。
这……要不要这样啊？还能不能开开心心过大年了？
而藉此良机，又有那铮铮臣工上奏状细诉对西夏策务之谬误，矛头直指当初主持弃地的旧党大佬，包括已过世的司马光、范纯仁、苏辙、刘挚、吕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