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这篇《少年中国说》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被公认为梁启超着作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所之暗潮”的代表作。
此文感情饱满，气势昂扬，具有非常强大的震撼力。读之则深受感染，继而热血沸腾。
这样的文章无疑是极具鼓励性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民族感与爱国心极易引发共鸣。
李节便是其中之一。
他是一个读书人，所谓读书人，是指心揣梦想、最易冲动、最易被鼓动的人。
《少年中国说》对读书人的杀伤力无疑是巨大无比的，那一个个文字仿佛自带魔力，让他的目光不肯移开。
彼时的科举限定经义题不准超过五百字，策与论不准超过七百字，但《少年中国说》除却标点符号也有三千三百余字，若是全文抄写怕是不成的。
王棣动笔前便想到了此节，文中一些不符时情的句子自然首先剔除，再删减不太重要的句子，大致能保留原文精髓便可以了。
然而一旦提笔，却发觉自己太过想当然了。这篇文章层层递进，逻辑严密，若是删减太多，势必会失却原文精要，呈现出的只会是四不像。
没办法，只能是尽量缩减了。这么一来，不经意间，他的这篇策问已超过限定的七百字。问题是，一旦动笔，他就感觉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顾首忌尾的实在不舒服，那就任性一回吧。
他一任性，李节也跟着任性了。
虽然考场规定并没有“不可长时间呆在某考舍前”这一条，但这么做显然是忌讳的。毕竟，身为主考官，一旦这么做了，透露出来的信息便是对这个考生“另眼相看”，这会让阅卷官以为：这名考生是主考官看重的，是“通”是“否”你们掂量着办。
所以，李节的任性让监考官（阅卷官）们压力山大啊。陪同巡视考场的那位监考官赶紧咳了几声，提醒李节莫太“过分”。这要是传出去让有心人抓住了做文章，最起码也是有损清誉的。
李节终算是回过神来，咳了声，若无其事的负手行开。至于他心里想些什么，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王棣心无旁骛的写着，脑子里尽是那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