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内，全省十二个试点市同步反馈第一批“分类评估报告”。
制度推进办调度中心的数据库屏幕上，清晰地列出了各地报送的干部分类图谱：
\t岳西：提报项目型干部12人，事务型22人；
\t衡洲：项目型9人，综合型17人；
\t江陵：事务型占比过半，仅2人标注为项目型。
赵斌看完数据，神色平静，手指轻点表格右侧红框：
“这就是问题所在。”
“项目型干部少，不是人才不足，而是地方不想提。”
“他们宁愿让‘稳得住’的老人坐着，也不愿让敢干的年轻人上来。”
李一凡站在主屏幕前，一言不发，静静盯着数据图谱逐帧滚动，直到看到“昌州”的标注：
——一名县委副书记，被市里强行划为“事务型”，备注栏标注为“政务能力突出、风格稳健”。
他淡淡地开口：
“这个人，去年在省委平台会议上，还在讲‘平台项目推进心得’，一个月后就调岗了。”
“这是被挤下去的。”
“不是事务型，是被旧派系摁下去了。”
赵斌立刻点头：“我们可以介入复核，把这些与岗位不匹配的标注拉出来重点核查。”
“制度不能被用来掩护派系调整，不能养卡位型干部。”
“卡位”，是李一凡过去一年听得最多的一个词。
——不干事，但先占位；
——不上项目，却抢编制；
——不是推进型，却死死守着台子不动。
这些人，在过去十年里靠着“会做人、会表态、会熬年头”混进了系统里，一旦制度重新洗牌，他们反应最快，反扑最狠。
但这一次，他们遇到的不是一次制度改革，而是一次彻底的人事结构重组。
衡洲市，何江林站在市委组织部数据系统前，神情凝重。
他亲自打电话给两个县委书记，要求重新上报干部分类建议。
“不能凡是50岁以上就标成事务型。”
“不能谁背景强，就塞进综合型。”
“项目型必须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