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凡答得直接：
“我们用的是‘矩阵型治理模型’。”
“每一个制度模块都设‘纵线监督’与‘横线授权’双接口，由平台统筹协调。组织系统保留最后评估权，地方系统保留第一响应权。”
副组长接话：“你说这套机制容错——谁来定容错范围？”
李一凡没有多说，示意组织部副部长刘明远递上一份内部操作手册：
“机制内设有‘容错预警点’、‘失败追溯点’、‘责任隔离点’，由纪委、组织、人社三方共同备案。”
“不是定了容错，而是定了失败责任的切割线。”
“我们不让人躺平，但我们也不让人背锅。”
这句话，黄组长沉吟片刻，随即点了点头。
……
下午，调研组进入“自由走访阶段”。
他们没有走政府楼，也没去考察重点项目，而是直接进入了星城市制度运行主服务器所在的“制度执行协调中心”。
这是李一凡专门为此安排的“改革中枢数据室”。
所有试点改革的执行节点、政策反馈、资金流转、人事调整，在此处形成实时数据映射；
每一个平台干部都带有唯一制度标签编号，参改次数、履职节点、舆情记录、纪检风控情况全程上链存储；
数据接入了种组部调研专线授权系统。
黄组长看完这套系统后，第一次在李一凡面前露出真正的兴趣神情：
“这个系统不是‘治理工具’。”
“它是……组织行为反向分析引擎。”
李一凡平静答道：
“是的。”
“组织运行的最大问题，不是干部有没有能力，而是系统本身知不知道谁在运行、谁在失速。”
“所以我们设了这个系统，不为管人，只为让制度看见人。”
黄组长轻轻点头，却没有表态。
……
傍晚，调研组回到下榻宾馆。
副组长低声问：“你怎么看？”
黄组长语气平淡，却透着压抑不住的情绪：
“他不是在搞地方政绩。”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