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还是大齐与大楚的商贸全面打开以后，商户们的身家也跟水涨船高，相对应的商税也更上一层楼，源源不断地流入户部，进入国库。
所以萧天洛觉得很不解的就是古人以商为耻，但商业带来的国税收入却最不容忽视。
就拿大楚皇帝来说，在商税收入上升以后，果断降低了农业税，给农户们减轻压力，并拨款助他们治灾，促产，保证农业的生产，若没有商税的收入，皇帝能办到吗？
不过重农业也是理所当然的，无论在什么朝代，吃饱肚子都是第一要事，再无第二。
老百姓一旦吃不饱、穿不暖，必定怨气横生，这社稷的基本也就烂了，后果不堪设想。
萧天洛觉得除了和大楚将农业视为本业，商业作为末作有关系外，还是因为大楚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重义轻利，古人是怎么看待商人的？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
这是汉书中对商人的描述，把商人精于算计，抓住商机赚取差价的行为记录得活灵活现。
突出的就是商贾们的重利。
所以这就与大楚崇尚的重义轻利冲突了，不过以农为本是对的，农业是国之根本。
在朝堂之上，皇帝的手段越发严明，通过几次手段表明了他对结党私营之事的零容忍。
这自然是冲着太子党去的，二皇子当成太子以后总觉得自己在根基不稳，与皇后在暗中拉拢群臣，大皇子避世，他就让老五在宫外为自己出面。
可惜此事刚一露头就让皇帝逮个正着，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好一通训斥，让太子没脸。
除此以外，还有四皇子党，贤嫔当年犯错，连累到了安北侯府，但并未让四皇子的风评受损，可以说让他得到的同情更多，大家觉得四皇子是被其母妃与安北侯府连累的。
虽然东宫已定，但不少臣子仍认为二皇子名不符实，只是占了嫡子的名头。
他们依旧看好四皇子，暗戳戳地让四皇子与安北侯府拉开距离，再助他一臂之力。
两年过去，太子党与四皇子党各有发展，泾渭分明，在朝堂上的竞争白热化，有趣得很。
至于安北侯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