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的自由法国高层会议上，戴高乐再次提出了自乍得进攻意属利比亚的设想。不出所料，支持者依然寥寥，毕竟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支部队整建制穿越撒哈拉后再与敌人交战。
事实上，整场会议对戴高乐表达了鲜明支持的中层军官居然只有两个，一个自然是德内尔，另一个则是近期扶摇直上的新晋上校勒克莱尔。
戴高乐再怎么样也是自由法国的创始人，其他人就算反对他的意见，也不会过于直白地表达，更不敢批评他眼高手低。德内尔在乍得干了一个月，为乍得要了一百万法郎，还协助深孚众望的艾布厄总督干了一些实事，又是参加过上次大战的老资历军官，敢喷他的也不多。
于是勒克莱尔就成了反对派的泄压阀，抨击他的不仅仅是反对进攻的人，嫉妒他的人也趁机指责他以泄私愤，一个布拉柴维尔来的少校甚至称其为肆意迎合戴高乐将军以钻营的弄臣。
勒克莱尔是个纯粹的军人，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一时间面红耳赤、怒不可遏。不过还不用德内尔出面维护同僚的名誉，贾德鲁将军就先爆发了，他把那个称勒克莱尔为弄臣的少校劈头盖脸怒斥了一番。如果不是布拉柴维尔就只有这么一个代表的话，恐怕中将十有八九直接会把这个人轰出去。
等贾德鲁喷完了，会议气氛也完全冷下去了，不少殖民地军政高层似乎完全失去了两周前“同心救国”的热烈情绪。
德内尔对此并不感到奇怪，殖民地人士中，愿为法兰西将头颅抛的爱国者有不少，可将抵抗运动视为进身之阶的机会主义者亦有许多。自由法国军队横扫赤道非洲、进入西非的时候，他们看不到这些地方敌人的弱小，误以为自由法国非常强大，各殖民地甚至法国本土都会群起响应，望风而归之，因此对加入自由法国有很大的热情。
可达喀尔的挫折令他们意识到，自由法国并不强大，号召力也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强，光复本土终究要付出踏踏实实的汗水和鲜血。那些机会主义者不情愿付出这些代价，自然要百般推脱，所谓“进攻利比亚不具备现实可能性”不过是消极抗战的借口。
不管进攻利比亚可不可行，在他们那里一定是不可行。
一片沉默之中，戴高乐突然点了一个人的名字：“我看